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将其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叔向写信痛斥子产:"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上。并有争心，以徽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大意是: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国家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洋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郑国的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向全社会公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史称“铸刑书”。
晋国“铸刑鼎”(赵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


孔子是个信而好古的人，却对两个同时代的人异常关注（另一个是管仲），甚至称之为仁人。而这两个人的主要功绩正是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gaige。这里有必要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西北的秦穆公，孔子评价他：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而政其中，其举也果，其谋也和，法无私而令不愉，首拔五羖，爵之大夫，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其霸少矣．其实他认为秦穆公虽王可矣的依据实质性的内容就一条：首拔五羖，爵之大夫，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同样他对管仲和子产背后的鲍叔牙和子皮也曾做出过热情洋溢的评价，认为鲍叔牙和子皮比管仲和子产更重要，更优秀（《家语 贤君》）。
这样看，孔圣人和两千年后的康圣人一样，也是一个托古改制派。或者说孔子不同意用暴力的、geming的方式改朝换代，而是希望使用一种和平的，改良的方式。于是大力鼓吹禅让制，甚至对自己推崇的周武王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表达出一定的不满：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的认为应该让有能力的人取代那些昏聩的君主的思想在《论语雍也》中的一句话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雍也可使南面！当然如果我们够细心，我们能够发现，在孔子删定的文献《书》中，第一篇《尧典》就讲禅让。而且刻意保留了《说命》，《伊训》等文献，也能从一个角度反映孔子的这一思想。至于《周礼》《仪礼》中，与这些思想相冲突的内容，不能作为孔子思想的证明。就像作为官方教材的zhengzhi读本，不能作为那些授课的教师的思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