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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满偶然和巧合的世界里,有时候“命运”的安排似乎超乎我们的想象。鸿蒙少年,自己的故事充满了离奇和不可思议的转折,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让我在生命的旅途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淬炼。或许,一切都是偶然,我们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我们可以选择直面这扯淡的人生,越是艰难越向前。 一切都是偶然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也无法决定我们的出身。这个看似偶然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就像人类的起源一样。在中国古人的眼中,伟大人物的出生往往伴随着弘大的气象,有的是红光满室,有的是紫气充庭。,作为一个普通而渺小的中国公民,却没有任何伟大的神迹可寻。我只是一次细胞再偶然不过的偶然结合。我的人生兜兜转转,从高职院校出发到工厂,从工厂到部队,再从部队回到工厂,然后又从工厂到法院,从法院到律所,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确实,这个世界仿佛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有限的,而人的局限性恰恰从“原生家庭”开始。我出生在河南农村,是兄弟三人中的“老三”。 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可以说是“抓的正紧”。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超生问题,甚至发生过一些“扒房子”的事件。一旦有人听说有“抓计划生育的”要来,大人们就赶紧叫小孩子们藏起来。有的小孩子藏到缸里面,还有的头顶编筐,藏到麦秆草垛里,就像在玩捉迷藏一样。如果被抓到了,就算是“游戏”失败了。 等我记事的时候,我还亲眼看到过一群人将村里面的一位孕妇强行拖走的场景。那位孕妇后知后觉,知道“抓计划生育的”来了,就开始掂着肚子慌张地往庄稼地里跑,结果还是被抓到了。一群人拉着她的胳膊,扯着她的腿,强制将其拖进了一辆面包车里带走了。 还有的村民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不得不举家逃走,他们通常都选择躲到新疆。有的人后来就在新疆定居了下来,我再也没见过了。或许正是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所以我在法院参与社会抚养费强制执行工作的时候,总是尽量保持温和。 在那个时候,需要做结扎的妇女会被召集起来,大家一起坐上由拖拉机拉着的“车斗”,前往乡卫生院集体做结扎手术。奇怪的是,我的母亲在怀我之前是已经做过了结扎手术的,可能结扎手术也存在一定的失误率,尤其在那个医疗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如果没有这次失败的手术,也许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我这位杨律师了。或许一切都是好事,纵使人生之艰难,仍然值得来到这个世界一趟。 无独有偶,我在参与社会抚养费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位妇女。同样是结扎后出现了超生的情况,她选择了“皮埋避孕”的方式。,这也是一次失败的案例。当时,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想见一下她的孩子长什么样,是否聪明、健康呢?可惜的是,我最终未能见到那个孩子。有时候,我也再想,像我们这种特殊情况导致的超生儿童是否应该受到罚责呢?这确实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 或许是由于结扎后怀孕的原因,听我母亲说,村里的乡亲都会好奇地问她,怎么看起来像怀孕了?这时,我母亲总是打哈哈地说:“咋会嘞,吃胖了。”我曾经想过,是不是我母亲故意穿了一件肥硕的衣服,来掩盖我的存在。 我的母亲在怀我期间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孕妇待遇。她怀我的时候还在田地里爬着干农活,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她甚至还在地里担着扁担挑水。直到晚上回到家,我才正式地发动,来到这个大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