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10余名大法官中，仅11人16次开庭

　　

　　据《南方周末》报道：12年前，中国首批大法官诞生，法官职业化改革全面启动。大法官群体的出现，寄托了公众对于中国职业法官的想象与期待：他们首先是“法官”，而不是“官”；他们身着黑色法袍，稳坐审判席上，敲响法槌，写下判决书。

　　从《法官法》到最高法院文件，都强调大法官的审判职责。然而，在公众视野中，亲自审案的大法官越来越少。记者检索公开可查资料发现，卸任及现任的110多名大法官中，仅能找出11位大法官亲自开庭的记录。

　　大法官是法官职业化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检验标尺。本应为法官楷模的大法官极少审案甚至从不审案的奇怪现象，凸显了深入推进法院去行政化、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紧迫性。

　　谁能审案：懂法律 有经验

　　时隔6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再次坐上审判席。

　　2014年2月24日下午，“3Q大战”终审宣判：360败诉。

　　此案于2013年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庭，地点设在最高法院第一法庭，审判长是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奚晓明。

　　自2002年3月首次评定、晋升大法官，12年以来，中国产生了3位首席大法官和110多位大法官。记者据公开可查的资料统计，至少有11位大法官曾亲自主持16个（次）案件庭审。迄今没有首席大法官和一级大法官留下审案记录。

　　留下审案记录的11位大法官，多是这样的标准法律人：科班出身，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或从事法学研究。通俗点说，能审案的大法官，基本都有两把刷子：懂法律，有经验。

　　由于法官等级与行政职务挂钩，从未系统学过法律、从未审过任何案件，因当上法院院长“自动”成为大法官的案例并不鲜见。

　　不过，自“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资深法律人晋升大法官。外界对大法官亲自判案的期待越来越高，包括西南政法毕业的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

　　审啥案：应起示范作用

　　能入大法官“法眼”的案子，往往有特别的理由。

　　“3Q大战”符合多种类型：重大（创同类案件诉讼标的额之最的1.5亿）；疑难（技术创新、自由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界限）；新类型（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涉及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的二审案件）。

　　而现任浙江高院院长齐奇2010年4月审理的引渡案，在浙江省则是首例。

　　除了上述两个案例，记者注意到，其他9名大法官审理的，都不是热点案件，也算不上特别重大疑难，更看重的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

　　在一位基层法官眼中，这些案件都是常见的案件类型，往往契合当下的法律政策热点或司法价值理念。

　　大法官不仅参与审案，还决定案件的结果。一起案件由大法官或由普通法官主审，在法律上他们所拥有的独立审判权并没有本质差别。不过，不少重大疑难案件的判决，是领导审批、向上级法院请示、或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结果。

　　审判委员会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虽能起到“把关”案件质量作用，但因审、判分离——不参加庭审而作裁定，且不公开，数十年来一直饱受争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均是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而其余大法官，则是各地方高院审判委员会的主持者。

　　不审案的大法官：

　　管别的法官去了

　　“在法院科层制下，大法官不审案是正常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分析，大法官要承担更多的司法管理职能，比如，案件审批和司法解释制定、协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更直截了当：“大法官之所以不审案，是因为他们在管别的法官去了。”

　　按照我国制度，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通常有一位副院长为一级大法官，其他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和各地方高级法院院长则为二级大法官。

　　可见，大法官之所以能成为大法官，首先是要具备相当的职务资格，这也使得他们的职责有别于纯粹的办案法官。

　　对于审判和管理的双重角色，审过案子的大法官有不同理解。原湖南高院院长吴振汉打过这样的比方：“作为院长，作为大法官，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去尝一尝，这对如何抓好审判方式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说，“院长、庭长首先是法官，是法官就应当能够走上法庭审案，这是一名法官应该具备的基本功。”

　　侯猛认为，大法官不审案现象，是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是政治、人事、司法制度之间相互纠缠的问题”。更多法律职业精彩文章可【点击查看律师职业精华文章】及【点击查看律师成长日记】，也可关注学法网微信号（xuefa5）以后回复”律师”查看，大牌律师从学法网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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