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法视角下看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冲突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既有深层的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个人因素，还有不可预估的“黑天鹅”、“灰犀牛”、“亚马逊蝴蝶”等因素。常见的有利益冲突、阶层冲突、意识冲突、文化冲突等等。

像王安石与司马光这样的道德、文章大家，官至宰相，都会因为执政观点不一致而争得面红耳赤，更何况吾辈芸芸众生呢？这也说明了人本身的局限性。

正是人的不完美，才更能体现程序法存在的重要性。程序法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其无穷的魅力更是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去运用。罗尔斯的“切蛋糕”规则就是很生动形象的示例。

来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能否通过一种程序将临川先生（王安石）和司马温公（司马光）的执政矛盾引导到一个正确的轨道呢？

临川先生（王安石）作为变法思想的发起者，政策的设计者，其变革不可避免的会操之过急，再加上神宗急于求成，导致一场伟大的变革终究成为了历史的悲剧，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而如果变法新政交由司马温公（司马光）集团去试点执行，结果会怎么样呢？让“反对者”去试点执行新政，反对者必然消极怠慢。当急于求成遇见了消极怠慢，将新政的问题集中暴露，可能更有利于新政的制订完善和更好的落地执行。但是，或许以司马温公（司马光）的性格，可能虽死不从；也或许中国历史就此改写。但终究逝去的是死去的历史，它对未来的启示却振聋发聩。

中国人对“对冲”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能够将“屏风”打造成为一种文化，这种程序性的操作可谓鬼斧神工。正如我们现在，无法领悟程序的价值一样，总感觉“走程序”，就是“走过场”。我们有无想到激活程序价值的力量？程序之美应该是一种活着的美。“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寂寂溢清寒”，您是否看到自然界那种无声的程序之美。程序不是僵化的形式，它蕴含着运行的机理。

科学立法不同于文学艺术，文学艺术的创作可以“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而科学立法却不能有半点的“高于”，不能有半点的矫情，尤其对程序法而言，只能起于实践，终于实践，合法、合理、可操作、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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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绝对是个人才，注意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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