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 杨律师】花开天下暖
麦收过后，农人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便直接奔赴下一个“战场”，为秋作物忙碌着。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们那里的秋季农作物主要是棉花。其他像大豆、花生、玉米、红薯之类的也会套种一些，但主要是供自家食用。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开始进城务工，棉花也逐渐被大豆等“懒作物”所取代。传统的棉花种植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大约在三四月间，当小麦还只有脚踝高时，农人们就开始在田地里开辟数个“苗床”。他们用铁锹翻起苗床内的泥土，加入肥料，反复铲松、铲匀，堆起并洒水，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起来，以便能够制作光滑而松软的钵体。接着，他们使用“打钵机”将泥土制成一个个“花瓯”（钵体）。传统的“打钵机”造型简易，由一个手柄连接着两根长铁棍，铁棍的底端连接着一个圆形空心钢模，钢模中间有一个带有凸起“舌头”的活动塞。人们握住手柄，将钢模用力插入松软的泥土中，然后提起来放在地上，用脚踩活动塞，将土胚踩实，再将“花瓯”腾空踏出来。另外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用手接住“花瓯”，整齐地摆放在苗床中。摆满“花瓯”的苗床看上去就像一个大蜂窝。等到所有的苗床都被“花瓯”塞满后，人们会将购买的棉花种子与营养液和农药混合在一起，然后一粒粒地塞进“花瓯”凹槽中。在我记忆中，这个时候也算是农人们的一段欢乐时光，就像过年包饺子一样，大家围在一起，欢声笑语地聊着家常。乡亲们也会互相帮忙，此时的小孩子们也是备受欢迎的播种主力军。呵呵，我自己的身世也是在一次帮忙的过程中被误解，只记得那位乡亲欲言又止，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为此，懵懂的我回家还纠缠不休地向我大哥了解情况，我们差一点打了起来。种满种子的苗床需要铺上一层细土，土层既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需要用木棍来回拨揽细土层，使其均匀分布。然后，在苗床的边缘扎上竹条，覆盖上薄膜，搭建一个小小的温室，为新生命的孕育提供适宜的环境。大约在小麦长到齐膝高的时候，苗床中的棉苗已经在农人们精心照料下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时，父亲会赶着家里的老黄牛，挂上单铧犁，重新耕起那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土地。我一般待在苗床里，拿着铁铲将长着棉苗的钵体小心翼翼地铲出来，均匀地放进篮子里。哥哥们则在麦田间穿梭，将篮子里的棉苗钵体均匀地投放到翻耕的土地上。母亲则跪在地上，亦步亦趋地将投放的幼苗摘入土中。除了赶牛犁地，其他工作有时候大家也会轮流进行。在麦收之后，棉苗茁壮成长，令人欣喜。但是，人们却没有时间休息，又开始忙碌于田间的除草、灌溉、施肥、修剪、防虫或喷洒农药等工作。在我记忆中，这些工作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喷洒农药，有时候刚喷洒几天又得重新喷洒，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害虫。那时候，喷洒农药基本上都是靠人们背着药桶，在棉花地里来回穿梭。那是我还很小的时候，以至于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几岁。在炎热的夏天，我的父亲和母亲穿着长袖的劳动衣和劳动裤（有点像现在的牛仔），背着药桶给棉花喷洒农药。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我的母亲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她原本以为是过度劳累，想休息一下，但却出现了恶心呕吐的情况。母亲赶紧告诉我的父亲，担心地问道：“不会是中毒了吧？”父亲似乎也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母亲去村里的卫生室。到了卫生室，村医迅速给母亲打上了点滴，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呕吐反而更加严重了。父亲询问了村医情况后，毫不犹豫地让村医拔掉了针头，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准备去另外一家较有名气的诊所。突然间父亲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不良反应。他急忙呼叫周围的人，乡亲们闻讯而来，大家分工协作，有的发动拖拉机，有的搀扶着我的父亲，有的抬着我的母亲，将他们放到拖车上。人们一起上车，急切地催促着：“快点，快点，他们中毒了！”我看到我的母亲脸色苍白，口中吐出白沫。那时候的我似乎什么都不懂，无法帮上任何忙，也没有意识到我的父母面临着生命危险，不明白为什么一大群人匆忙而喧闹地呼喊着我父亲和母亲的名字。我不记得是当天傍晚还是隔天傍晚，我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安全地被送回家，躺在院子外的“软床子”上。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来探望他们，有人拿着西瓜，有人拿着鸡蛋。我记得有一位乡亲慈祥地递给我一块西瓜，让我给母亲吃。我拿过去时，母亲虚弱地睁开眼睛，深情地看着我，轻声叫了下我的名字，眼泪不禁流了下来。多年后，每当提起这件事，我的父母都不禁感慨万分。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唉，我们这三个孩子将会怎么办呢？在秋忙时节，我记忆中比较清晰的第二件事是母亲醉酒的情景。当时，我的父亲应该还在县城维持他的生意，所以农活主要由我母亲一个人完成，她要经营十余亩的土地。在那个棉花盛开的季节，为了尽快将棉花采摘回家，她通常会一大早起床，趁着露水，去棉花地里将棉花连同棉壳一起拽下来，装进布袋里运回家。等到晚上或者在棉忙结束后，再慢慢地剥去棉壳。那天，母亲一大早就去地里劳作，拉着板车，直到中午才疲惫地拉着满满一车棉花回来。我却迫不及待地跑到她身边，说：“妈，我饿了。”母亲回答说：“我有点累，先喝点酒解下乏，再做饭吧。”她走进卧室，拿起白酒瓶，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大口。后来，我悄悄地跑到厨房看她是否已经做好了面条。只见母亲醉醺醺地蹲在地上和面，看到我过来，竟开心地笑着叫我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那样开心的笑，当时我心里想：难道妈妈疯了？她会打人吗？我吓得瞪大眼睛，迅速跑到爷爷的牛屋里躲起来，也没有敢告诉爷爷。后来，我慢慢体会到了母亲的不易，自己也开始慢慢学会了做饭。在采摘棉花的季节，孩子们同样是主力军。他们腰间系着布袋，只要眼疾手快将盛开的棉花连同棉壳儿拽下来放进布袋就可以。不过有时候也需要精采，不能带棉壳，还要尽量去除杂质。我小时候是比较笨拙的，连采摘棉花也不例外，总是拉到最后。为了提高效率，我二哥会给我讲故事，我一边听故事一边采摘，似乎效率提高了很多。二哥给我讲了很多战斗故事，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编造的，竟然还听得津津有味。还记得在和母亲一起摘棉花的时候，我第一次向母亲提出自己的愿望：“妈，我想买个风筝”。母亲给了我一个附条件的承诺，只要我能考到班级前五名，她就会给我买风筝。可惜，直到小学毕业，这个愿望都没有实现。那时候，我之所以对风筝情有独钟，是因为村口大树上挂着的那只风筝，一直没有着落。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认识风筝，我们村里的宝哥（匿名）买了一只老鹰形状的风筝。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了放风筝的快乐，拉着风筝在青青的麦田里自由奔跑，像欢快的小牛犊。可是，几天后，那只风筝就不小心挂到了村口的大树上。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便急匆匆地向村口跑去，只见一群“熊孩子”围在村头坑边的大树下，议论纷纷。宝哥豪气地说：“谁能将这个风筝摘下来，风筝就归谁了。”熊孩子们欢呼起来，开始讨论实施方案，但无疑都以失败告终。风筝紧紧地缠绕在高高的树梢上，得意地随风飘扬。等那帮“熊孩子”散去，我却迟迟不愿离开。自己坐在大树对面的树墩上，眼巴巴地望着风筝，心里想：赶紧刮大风把它刮下来吧，风筝就是我的了。于是，我隔三差五地就会去大树旁瞄一瞄、坐一坐，可惜，最终那个风筝还是不知道“花落何处”。关于棉花着火，自己是经历了两次。那年，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几岁了，父母还没有回家，我和二哥就睡在棉花垛傍边的床上。睡了一会儿，不知道二哥要干什么，就划着火柴，点燃了蜡烛出去了（当时应该是停电了）。二哥睡意朦胧的应该是将火柴丢到了被子上，一个人去爷爷房间睡了，只留下我还在那呼呼的睡。幸运的是，爷爷及时闻到了烧焦的气味，才避免了一场大祸。另一次，是我的堂哥违规操作切割机，火星溅到了外面正在晾晒的棉花上，火焰迅速蔓延，将一大片棉花瞬间烧成灰烬，人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已经到了深秋，地里的棉花采摘工作也接近尾声，只剩下一些未开放的棉桃和残存的棉花。农人们取出封存一年的“薅”（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农具），开始将地里的棉杆一颗颗拔起，我们当地称之为：“薅棉花”。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棉杆都是靠人力一颗颗用“薅”拔出来的。后来，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可以用拖拉机配上犁子来犁棉杆，这样人们只需要在犁过的地方用手直接拔就可以了，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薅棉花”同样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农人们原本因摘棉花被扎的伤痕累累的手，又要因为拔棉杆磨出血泡。或许只有真正经历了那个年代农村人的辛苦，才能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城市是农村人的向往，尽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城市。记得有一次，大哥扛着“薅”信誓旦旦的说：“这块地包给我了，你们都不用管了。”，拔了没有多久就“打脸”了。拔完棉杆后，农人们还要用羊角叉将棉杆装到车子上，拉回到村子里。这个时候的棉杆并不是堆积起来的，而是要竖立起来挤在一片。这是因为棉杆上面还有棉桃和残留的棉花，需要等这段农忙过后再继续扒着采摘。此外，这些棉杆还需要晒干，是农村地锅烧火做饭的最佳燃料。这时候的我还是一贯地站在车上踩棉杆。相比踩麦垛，踩棉杆要轻松得多。棉杆的体积大，叉子多，不像小麦那样光滑不易堆积，而且也不会导致身上发痒。就在这装棉杆的场景中，也是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当时，我的大哥第一次中考没有考上高中，因此又重新复读了一年。就在复读的那一年，他选择了弃学，离家出走。当时，我和父母亲一起在田里装棉杆，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小伙子来到我们田间，询问是不是我父亲，说他是我大哥的同学。简单地寒暄几句之后，他将我大哥离家出走的信交给了我父亲，然后就匆匆离开了。我父亲看完信就破口大骂起来：“不争气的东西，有本事以后就别再回来。”我母亲看完信只是默默地掉眼泪。父亲看到母亲流泪，也对她一阵责骂。我也没有幸免，他痛骂这帮不争气的“熊孩子”。后来有几年，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气候有些反常，长期的阴雨天气直接影响了棉花的生长环境，导致产量大幅下降。我记得有一年，我的父亲算过一笔账，发现种地竟然亏了本。再后来，外出务工成为了农村的一股潮流，人们也逐渐地放弃种植棉花，转而种植更省事的作物，其中大豆是比较普遍的选择。 确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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